我翻阅着缪鹏飞先生的画册，那些极具扩张气势的抽象主义视觉符号，激昂着我的情绪，调动着我的情感，引诱着我在那些文字，在那些肌理，在那种颠狂的结构中如梦地游走。这是一个既综合又对抗，既矛盾又和谐的世界，抽象表达的意象图式，回荡着古典诗意的幽淡深渺。

　　是什么使缪先生的作品如此深遂、悠远、神秘?那是因为他的作品能让我们“诗性地栖息”!

　　缪先生对自己艺术有个称谓——“新东方主义”。 “新东方主义”是否就是“诗性地栖息”的精神性整体?

　　何为“新东方主义”?

　　这就必须说到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将“东方主义”当作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他者”。西方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东方的表述和表达，创造了所谓西方的东方形象，而东方也正是在这种既定的、体现着西方观念与价值的话语或形象体系中呈现自身。这样，东方不过是西方文化创造的“东方”，不管是作为地理区域还是文化观念，都是西方历史文化的“构建物”，而且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为西方而存在，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面而存在。西方文化通过这一知识体系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而东方也在这个话语中思考与表述自身。 表述的结果代表了表述者的立场，萨义德回避“表述”本身的中性，而刻意突出东方主义的立场，结果，迎合了东方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为东方找到一个标签——带有浓厚主观立场色彩的标签。

　　缪先生的“新东方主义”消解了萨义德的意识形态性，将“东方主义”转化为一种文化立场，一种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艺术方式，这种融合所产生的是一种渗透了本土文明又海纳百川的特殊文化模式，呈现出一种钟情现代、怀思过去的双重审美情趣，表证着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积极回应，既有共性的内敛也有个性的张扬。缪先生的“新东方主义”，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艺术态度和思维方式，是一种认识观和社会观。其语言表达，不是对古典的复制也不是对虚幻的独想，而是一种相当现实而又极可能成为新时代经典的创造，是在多元异域文化的洪流过处重构传统文化符号的青春思想。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美是难的”。美之所以难的，是因为真正的美是真实而且有灵魂的，是有文化差异与地域特色的，是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创造出来的。当我们面对着西方当代艺术以及国际化、现代化文化思潮的当代势差，就能感觉到，缪先生的“新东方主义”是一个为比“美是难的”更为困难、更为庄严的命题。因为，东方式心灵境界和思维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文化重概念和分折，语言具有侵略性，图象符号清晰而具有体量感，并由此生成强悍的视觉冲击力。东方文化重视体验和内省，主张不可言说的感受——“悟”。“悟”是摆脱一切现实生活的“用”而升华到“美”，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即“入道”。道本身就是“大美”，这种大美不仅是一种视觉张力，更是一种幽婉隽永的精神韵味。缪先生的作品，从外表上看是西方现代的，从情调上看，又处处显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古老灵魂。如“水浒系列变体”、“初民图”、“地下文明图”、“生死图”、“有鱼图”、“文字记载图”等作品，图式融解构与整合为一体，将架上绘画与装置艺术的形态结合，以抽象的色形和汉文字组成错综多样的形构，以综合材料的丰富性和装置艺术的空间性，奇异地构成了带有浓重古典诗意的意象图式。这种图式陈述过去、展示现在、暗示未来，把既成随得的生活空间向深遂的历史空间、文化空间嬗化，显示出深邃的艺术魅力。

　　缪先生的“新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立场，更是一种文化策略。他不仅视西方文化为“他者”，用“他者”的话语方式，重建东方本土历史记忆和重整东方本土文化魅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以“新东方主义”整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种种资源，包括艺术方面的元素、语汇、文脉、思想和意象，表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并由此重建一种价值观——艺术的、情感的、人文的价值观——以人的诗意的存在为核心的价值观。对当代人普遍以技术理性和实用理性为本体的存在意识来说，这种价值观无疑带有拯救性意义。当然， 缪先生本人也是被拯救者——一个被自己“新东方主义”文化策略所拯救的人。